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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薄熙來是“英雄”嗎?

    放大字體  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:2018-04-14  瀏覽次數:56136
    核心提示:社會轉型期,各種問題積重難返,收入分配不均,官員貪腐,環境污染,弱勢群體的民生亟待保障,而傳統體制常顯疲憊,人心思變。這是個需要英雄的時代,也容易泥沙俱下,產生莽夫甚至獨夫。

       薄熙來(資料圖)
     
      社會轉型期,各種問題積重難返,收入分配不均,官員貪腐,環境污染,弱勢群體的民生亟待保障,而傳統體制常顯疲憊,人心思變。這是個需要英雄的時代,也容易泥沙俱下,產生莽夫甚至獨夫。
     
      薄熙來出事后,有人歡呼惡有惡報,也有人惋惜,覺得他畢竟是一個能為老百姓做點實事的人。
     
      他是為人民謀幸福嗎?薄熙來搞“五個重慶”(森林重慶、健康重慶、平安重慶、宜居重慶、暢通重慶),重慶的馬路、街道變寬了,建筑物新而氣派,居民住房條件有顯著改善。重慶這幾年大興大建,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是錢從哪兒來?顯然,以重慶的經濟實力和財政規模,遠遠支撐不了薄熙來的雄心壯志。于是,建設“五個重慶”,就只能大舉借債,竭澤而漁。這就相當于把幾代重慶人的錢,放在薄熙來任上的幾年中全部花光。這樣爆發式發展帶來的后果,將逐漸為現在、尤其是后來的重慶人所感受到,這也正如今日之大連的“還錢財政”。冷靜的學者如童大煥先生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:“錢從哪里來?是轉移支付?還是致命的透支?抑或是以打黑名義進行的黑打斂財?只要錢的來路查清,城建‘奇跡’的來龍去脈就全部清楚了。”
     
      為政一方不能只圖外表的光鮮,更得考慮地方的可持續發展,不能抽干地方的血脈,為自己妝扮精氣神,卻留下一個大窟窿讓后任彌補。新一屆重慶市委表示:“低調實干、少說多干、敢于擔當、持之以恒”,提示重慶的建設和改革不會因人興廢,需要的是不止一任政府的長期艱巨努力。
     
      他是代表工人、農民、市民,打擊“新興資產階級”,為人民分好蛋糕、實現均富嗎?但愿蒼生俱飽暖,這是歷代政治家的抱負。但我們吃過“大鍋飯”導致全民皆貧的苦頭,所以在改革初期鼓勵非公經濟八仙過海各顯神通,又下決心推進國企改革,提出了效率優先、兼顧公平的主張。隨著國力的增強和社會新變化,十八大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,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。這是切合中國國情的負責任的態度。
     
      在生產力水平尚不夠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,立即兌現共同富裕,鼓動民粹追究企業家的“原罪”,是殺雞取卵,是蠱惑人心的政治投機。薄熙來、王立軍的“打黑”在實際運作中變形為“黑打”,變成對私營企業的劫掠,影響所及,加劇了企業家向海外移民的趨勢。
     
      一些私營企業的非法收入,需要依法治理,但不是搞得企業界人人自危、雞飛蛋打。那不是分蛋糕,而是砸爛蛋糕店,是赤貧鬧革命,是痞子運動。
     
      他抓治安、懲治犯罪,社會秩序大為好轉,讓人民群眾增加了安全感?法家的嚴刑峻法,收效快,但人民付出的代價也大。還是問問那些因為發了幾條微博就被勞教的公民吧,他們會告訴你街頭的整齊劃一并不能保障人民的安居樂業,更不要說依法監督政府的權利。王立軍在重慶搞“大情報”,揚言12分半鐘內將全國人口查一遍,對重點人口進行GPS定位,這不就是《1984》嗎?重慶一位法務人員說:“百姓們只看到地痞流氓少了,沒感到自己隨時可能因一點小事會被抓去坐牢、勞教,甚至被搞得傾家蕩產、家破人亡。等他自己感覺到這種危險降臨時,已經晚了!”
     
      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新聞媒體在薄王治下,必須夾起尾巴做人,不能亂說亂動。王立軍不是有個霸氣側漏的“雙起”論嗎?“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公安機關和民警的,就以單位起訴當事報社和撰稿人,如果他提及民警個人,且造成后果的,民警拿著證據去法院起訴記者,公安機關起訴報社。”還說什么“要把這事變成案子,他就是觀眾了”。
     
      薄熙來治下,司法與律師為敵,他們辦理的案件不容律師置喙,律師“眨眼”就等于唆使作偽證,更是路人皆知,不復贅述。一個政治家,與新聞界、知識界和法律界為敵,恐怕是與歷史和文明背道而馳的。
     
      他是“紅二代”,唱傳講讀,特別是唱紅歌,讓正氣上升,邪氣下降?全城爭發紅段子、排場浩蕩的紅歌大會,這種形式主義到底能起多大正面作用,是否浪費公帑,就不用討論了吧。實際上,運動式鋪天蓋地的“唱紅”,喚起了過來人溫馨也夾雜著恐怖的記憶。“紅歌”中有老一輩革命家的奮斗犧牲,不也鏈接著“文革”時期“紅衛兵”造反派的戴高帽、陰陽頭、噴氣式嗎?
     
      《資本論》翻譯者王亞南先生,1969年在上海病榻上,聽著窗外造反派紅歌的喧囂說:“上海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巴。”“我并不怕死,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這出戲的結局,看一看幾個丑角的下場,否則,我死不瞑目。”我們比王亞南先生幸運,從濟南中院、合肥中院、成都中院的三場審判,見證了一群冠冕堂皇的騙子們的下場。
     
      從薄熙來身上,不禁想起革命導師馬克思的一個著名論斷:巨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第一次是悲劇出現,第二次是以鬧劇出現。什么是鬧?就是以笑為手段,對丑進行的一種鞭撻。
     
      拿破侖一代英雄,而他的侄子卻是個流氓氣十足的政治暴發戶,德薄者居高位,不僅會播惡于世,自身也易陷入危境。小波拿巴在發跡的過程中,時不時地搞一些“屌絲的逆襲”,或曰“政治奇襲”。他的施政無邏輯性、無連續性,完全是個人一時的興之所至,官場同僚不知道他下一張牌會出什么。他自以為在創造歷史,卻又極度不自信,把一幫爪牙安插在政府各部門,構成一個嚴密的秘密情報網和監視網,讓體制內的每個人都缺少安全感。薄王也在干部隊伍內部,玩起竊聽等非程序和非法手段。1927年上海地下黨時期,周恩來同志組建中央特科時,鄭重規定:禁止黨內斗爭中搞偵查。這是鑒于蘇聯“契卡”在列寧去世后深陷聯共(布)黨內斗爭的教訓,中國共產黨人可貴的清醒。如果聽任薄王無視黨紀國法,恣意妄為,就是自毀長城。
     
      小人物的偏執,只是一種個人精神癥狀;但掌握公權的人不可理喻,則會讓公眾和社會為他的瘋狂付出沉重代價。
     
      比他更嚴重的貪官還有啊,為什么偏對他興師問罪?對他的經濟犯罪,濟南法院自會依法斟酌量刑。他跟一般的貪官、雞鳴狗盜之徒的不同之處在于,利用掌握的公權,特別是王立軍的警力為看家護院,生殺予奪,予取予求。他以為人民做實事的面貌出現,一旦竊取了更大權力,將有可能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黑幫化,為所欲為,禍害更烈。
     
      由于薄在重慶一手遮天,公眾對他的認知和他的實際為人和為政,信息不對稱。今天一些底層人士在網上和私下場合,感念薄的放言和小恩小惠,不妨給予深切的理解。他們的個人生活存在諸多煩惱和困窘,把對共產黨人的一腔信任,對人民政府的殷切期待,所托非人。薄看到了社會轉型期存在的種種問題,但他開錯了藥方,更是把這些問題作為實現個人野心的階梯。
     
      當年希特勒也是靠解決德國戰后就業和經濟不景氣問題,靠選舉上臺,并且一度營造了似乎萬民擁戴的精神氛圍。但他欺騙了德國人民,辜負了人民的善良,給偉大的德意志文化帶來毀滅性的摧殘。
     
      薄的問題處理完,黨和政府還要花更大的精力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民生問題。不能給底層民眾以生活的安全感、社會的溫暖感,難免還會有野心家借題發揮,興風作浪。
     
      解決社會轉型期種種問題,只有堅持鄧小平同志開創的改革開放、市場經濟、民主法治的道路,除此別無選擇。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:“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,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,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”,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薄熙來事件后的鄭重選擇。
     
      濟南中院的審理即將開始,對于曾在薄王淫威下受屈的公民來說,對于關注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的人們來說,噩夢已經過去,堅冰正在融化。
     
      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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